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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十六章终局：破产的共和国与家族的新生（1740-1795）

    一、余额不足的战争

    1780年12月，北海

    小威廉·范德维尔德（第六代，为了区别，我们叫他威廉六世）在“莱顿商人号”的甲板上吐出了今天的第三顿早餐时，第一次对自己加入海军的决定产生了怀疑。不是因为晕船——范德维尔德家族的人天生就适应颠簸——而是因为他终于理解了曾祖父扬二世笔记里的一句话：“战争最大的荒谬在于，你为抽象的原则而死，而原则的价格每天都在交易所浮动。”

    二十岁的他，刚完成莱顿大学的法学课程，本该去阿姆斯特丹的律师事务所实习，却像家族里每一代至少一个男性那样，选择了海军。区别在于，他的曾祖父是为共和国而战，祖父是为英荷联盟而战，而他，是为一场没人理解原因的战争。

    第四次英荷战争（1780-1784）爆发的理由复杂得像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新的衍生合约：英国抗议荷兰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秘密支持美国；荷兰抗议英国拦截中立国船只；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早已没人记得的古老条约。实质是：英国想彻底终结荷兰的残余海上力量，而荷兰……嗯，荷兰可能只是习惯性参战，就像老人习惯性摸口袋找不存在的钥匙。

    “英国‘勇猛号’正在逼近！”瞭望员的喊声撕裂了寒风。

    威廉六世擦掉嘴边的呕吐物，强迫自己站直。他所在的这支舰队——如果六艘老旧战舰能称为舰队的话——正在护送一支商船队通过北海。英国海军像猫捉老鼠一样戏耍他们：不立刻击沉，而是不断骚扰，测试反应。

    “他们有多少门炮？”舰长问，声音平静得像在问天气。

    “至少七十四门，船长。我们……”炮手长咽了口唾沫，“我们每艘船不超过四十门。”

    舰长点点头，转向威廉六世：“中尉，你学过国际法。根据现行海事法规，如果我们悬挂白旗并承诺不抵抗，他们应该允许商船通过，对吗？”

    “理论上，是的，船长。但英国人在这次战争中不太遵守——”

    “挂白旗，”舰长打断，“让商船继续。我们……留下来聊聊。”

    命令迅速执行。六艘荷兰战舰转向，面对七十四门炮的英国巨舰，升起白旗。商船队趁机加速逃离。

    英国战舰靠近，舷侧炮口全部打开，像猛兽露出獠牙。一位英国军官通过喇叭喊话：“投降，或者沉没。”

    舰长对威廉六世苦笑：“看，这就是现代战争：效率优先。我们花四十年建造这些船，他们花四十分钟决定其命运。”

    投降过程文明得令人不安。荷兰船员被转移到英国船上，获得基本尊重——毕竟都是海员，只是效忠不同国旗。威廉六世被带到英国舰长室，那位英国绅士正在喝茶。

    “范德维尔德？”英国舰长看着投降人员名单，“阿姆斯特丹的范德维尔德家族？”

    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    “有趣。我的祖父曾与一位威廉·范德维尔德合作过——运输业务，马尔堡公爵时代的事。他说你们家族‘可靠得像英国钟表，但收费像瑞士钟表’。”

    威廉六世不知道该笑还是该保持尊严。最终他说：“那是我的曾祖父，先生。”

    “世界真小，”英国舰长递过一杯茶，“喝吧。战争归战争，礼貌归礼貌。”

    喝茶时，威廉六世得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：就在他们投降的同一天，英国海军在加勒比海俘获了整个荷兰西印度公司的留守舰队，并占领了苏里南的主要种植园。

    “你们的海军，”英国舰长委婉地说，“可能……需要现代化。而你们的财政，据我们所知，可能负担不起现代化。”

    被关押在朴茨茅斯的战俘营期间，威廉六世有时间思考这些。战俘营条件尚可——英国人对军官还算客气——但屈辱感深入骨髓。更糟的是，他从新来的战俘那里听说，阿姆斯特丹的国债价格已经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二十五。

    “国家破产了，”一个被俘的财政官员说，他是在前往法国求援的船上被截获的，“不是技术性违约，是彻底破产。政府连士兵的薪水都发不出，更别说造新船了。”

    威廉六世在战俘营的墙壁上，用偷来的炭笔计算：荷兰海军剩余战舰数量 vs英国海军战舰数量；荷兰年度军事预算 vs战争每日消耗；荷兰国债总额 vs预计战后赔款。

    数字不会说谎。荷兰已经输了，只是还没签字。

    二、账簿上的革命

    1784年，阿姆斯特丹

    扬三世（第五代，威廉五世的堂兄，索菲亚的弟弟）坐在家族信托基金办公室里，面前摊开的不是账本，而是一份《巴黎和约》的副本。条款残酷得像外科手术：荷兰割让锡兰和印度的一些贸易站给英国；同意英国军舰自由通过荷兰控制的航道；赔偿……一大笔钱，具体数字还在谈判。

    但更让他心烦的是窗外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景象。战争结束了，但经济没有恢复。相反，因为战争期间英国封锁造成的损失，加上巨额赔款，荷兰的财政彻底崩溃。

    他的姐姐索菲亚——现在六十九岁，依然主持着那个思想沙龙——走了进来，没打招呼就直接说：“他们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谁？”

    “爱国者党人。还有奥兰治派的暴徒。他们在运河桥那边对峙，可能很快打起来。”

    扬三世走到窗边。远处，两群人举着不同的旗帜：一边是爱国者党的红白蓝三色帽，一边是奥兰治派的橙色绶带。口号声隐约可闻：“改革！民主！” vs“秩序！传统！”

    “所以这就是结局？”他轻声说，“我们输掉了对外战争，现在开始内战？”

    “历史老师说，帝国的崩溃总是从边缘开始，最后到心脏，”索菲亚走到他身边，“荷兰的心脏是阿姆斯特丹，而阿姆斯特丹正在分裂。”

    分裂的不仅是街头。家族内部也在分裂。扬三世的儿子（威廉六世）还在英国战俘营，但女儿安娜嫁给了爱国者党的一位年轻律师，坚信“共和国需要彻底民主化”。而他的侄子（索菲亚的儿子）却在奥兰治派的民兵组织里担任小头目。

    “昨天晚上，安娜和她表兄在我家客厅里吵架，”索菲亚说，“一个说威廉五世执政是专制的残余，一个说爱国者党是法国颠覆势力的傀儡。最后安娜说：‘至少法国人知道怎么革命！’她表兄回敬：‘然后知道怎么砍头！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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